那些之前还觉得实证史学空有名称的，此时当即就傻眼了：
他们根本没想到实证史学完善得这么快，直接就确定了具体方法。
而且这个方法听起来还完全可行，经过验证的历史无疑会更可信。
一些精通金石古玩的，已经开始探讨着，自家收藏的古物能与哪些史籍印证，践行多重证据法。
可以说，这个治史方法，一下子把实证史学完善起来。
人人都能用多重证据法，验证史籍记载。
实证史学在他们的支持下必然大行于世，并且越来越完善。
义理史学的衰落，已经显而易见，不止是因为皇帝否定这门学问。
那些钻研了一辈子经史的臣子，对此很难接受，孙奇逢道：
“义理史学虽有错漏之处，但是其师法《春秋》、明正统、论天理，岂能完全摒弃”
“臣以为可纠正其剪裁史料的过失，但是著史之时，仍旧要以义理为先。”
刘宗周同样说道：
“《春秋》开篇：元年春，王正月。”
“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。”
“这同样是义理，治史当以此为先。”
这个观点，得到很多人的赞同。他们出于保守，大多认为可以修正义理史学，却不必完全推翻。
就连朱由检面对“大一统”这个义理，同样无法反对。
因为这是中央集权的根基，也是中国能在分裂之后重新整合的依据。
他在仔细思考后，向群臣道：
“所谓义理史学，应该说是史观。”
“它在论史之时，以纲常义理为先，地位从属于经学。”
“实证史学，则更注重史料。”
“首先要辨析史料，寻找它的源头，确定史料真伪。”
“然后再根据史料，得出相应观点，独立于经学之外。”
“如此你们说说，史观和史料，哪一个更重要些”
这种问题，后世都没有定论。史观派和史料派，争论了一百年多年。
在大明同样如此，支持义理史学的，以春秋大义论证史观的重要。
支持实证史学的，则抓住义理史学剪裁编造史料的错误不放。
朱由检听双方争论许久，最终下结论道：
“史观和史料密不可分，无论哪一点都不可或缺。”
“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，唯有分辨出真实的史料，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。”
“历史研究要唯真求实，没有什么禁区。”
这个说法，明显是说史料更重要，钱谦益等实证史学的支持者，顿时眉开眼笑。
义理史学的支持者刚要继续争，便又听皇帝说道：
“历史研究是没有什么禁区的，但是对外传播，却要遵守纪律。”
“例如《竹书纪年》，无论是真是伪，它都成了历史的一部分。”
“有关它的研究，要慎重传播出去。”
“否则就可能坏了人心，导致天下不稳。”
“这类史书，是不能随意传播的，只有翰林院相关人员，方能查阅交流。”
这个说法，得到群臣的一致拥护。
《竹书纪年》对儒家的杀伤力太大了，任何儒家学子都不希望它广泛传播。